第11章 鹏城踏浪，烈焰初炼

“什么东西？”王颖问。

“自由。”陈总说得很慢，“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，是有机会证明自己价值的自由。不用看你老爸是谁，不用看你从哪里来，只看你能做什么，能做到什么程度。”

他举起杯：“来，为自由。”

“为自由！”

酒杯再次碰撞。这次煜坤喝得很慢，感受着啤酒的苦味在舌尖蔓延，然后变成一种奇异的回甘。

自由。

这个词在1998年深圳夏夜的大排档里，在冰啤酒和菜肴香气的包围中，第一次有了具体而微的重量。

五、宝安南路，西湖花园21层

宿舍在西湖花园小区，距离地王大厦步行十五分钟。

那是一栋二十多层的高层住宅，外墙贴着米白色的瓷砖，在阳光下白得刺眼。煜坤的房间在21层，90平米的三居室，住了三个同事，除了他，还有工程部的阿强和成本部的小刘。

房子是公司租的，月租2700元公司承担，水电气费三人平摊。

开门进去时，煜坤愣了一下。

和想象中不同，房间很干净——或者说，很“空”。客厅只有一张旧沙发、一台电视机、一张四人餐桌、几把塑料凳。墙上什么都没有，白得晃眼。地面是米色的地砖，拖得很干净，能照出人影。三个卧室门都关着，门上用白纸贴着名字：阿强、小刘、赵煜坤。

他的房间大概十五平米。一张单人床、一个衣柜，一张书桌，一把椅子。窗户朝西，下午的阳光直射进来，把整个房间烤得像烤箱。没有空调，只有一台小风扇在床头柜上转动，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。

他放下行李，走到窗前。

21层的高度，视野开阔得惊人。能看见远处的老东北步行街，近处是宝安南路两侧密密麻麻的楼群——住宅楼，写字楼，商场，高低错落，像一片用积木堆出来的森林。

这是他在深圳的第一个落脚点。

十五平米，一张床，一扇窗。

但窗外的世界，大得没有边界。

他打开拉杆箱，开始整理。衣服挂进衣柜，书放在桌上，父亲的五角星帽徽藏在枕头底下。清云的信和那本《红楼梦》放在一起，压在书本最下面。

整理完，他坐在床边，听着风扇转动的声音。

忽然觉得，这个房间很像一块琥珀的初始状态——空，透明，等待被填充。而他的深圳生活，就像一滴正在滴落的树脂，即将把这个房间，把这些日子，把这些汗水和梦想，一点一点封存起来，凝固成未来的记忆。

敲门声响起。

是阿强，光着膀子，穿着大裤衩，手里拿着两罐可乐：“降温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别客气。”阿强递给他一罐，自己拉开另一罐，咕咚咕咚喝了半罐，“刚来都这样，过一个月就习惯了。热吧？”

“有点。”

“这算好的了。我五年前来的时候，住农民房，没风扇，晚上热得睡不着，就往地上泼水。”

他在床边坐下，床板发出“吱呀”声：“你是渤海大学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好学校，”阿强说得很平淡，“我跟着项目走三年了，下个月又得出去。”

“辛苦了。”

“辛苦什么，”阿强笑了，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，“在深圳，英雄不问出处。只要你能干，就有饭吃。”

他站起身：“早点休息吧。明天开始，你也有的忙了。”

门关上了，房间里又剩下煜坤一个人。

他拉开可乐，气泡涌上来，发出“嘶”的轻响。喝了一口，甜，冰，刺激着喉咙。

窗外，深圳的夜晚正在降临。

灯光一盏盏亮起，先是零星，然后连成片，最后汇成光的海洋。远处工地上的塔吊也亮起了灯，红色的警示灯在夜空中一闪一闪，像城市的脉搏。

他站在窗前，看了很久。

这是1998年7月10日的夜晚。他来到深圳的第二天。

站在21层的窗口，看着脚下这座年轻而狂野的城市，他忽然想起父亲的话：“去吧。”

他来了。

他真的来了。

六、第一个月的工资

工作强度远超预期。

每天早上8:30到公司，通常晚上10点后才下班。周六经常需要加班，周日能休息就算幸运。煜坤负责编写项目投资的立项材料——可行性研究报告、风险评估、财务测算、法律文件······每一份都厚得像一本书，需要查阅大量资料，反复修改。

他很快掌握了节奏。早晨一到公司，先泡一杯浓茶，不是喜欢喝，是需要提神。然后列出当天要完成的任务清单，按优先级排序。电脑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，只有吃饭和上厕所时才起身。

同事们也都是这个状态。张钰经常在凌晨两三点发邮件，王颖的桌案上总是摆放着各种零食，李姐的抽屉里备着胃药和眼药水。办公室里永远弥漫着咖啡和泡面的味道，还有敲击键盘的“噼啪”声，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雨。

但煜坤不觉得累。或者说，累，但兴奋。

他喜欢这种节奏。有明确的目标，清晰的任务，看得见的进度。每一个项目从无到有，从概念到图纸，从测算到落地，都像在建造一座微型的城市。他能看见自己的工作在变成具体的东西：他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已经在挖基坑的了。

这令他很兴奋。

这种“创造”的快感，是在学校从未体验过的。

8月5号，发薪日。

工资条是粉红色的纸条，折叠着放在信封里。煜坤在午休时打开，手有些抖。

工资合计：4200元

他盯着那个数字，看了很久。

4200元。在抚顺，这是父亲接近半年的工资。在渤海大学，这是贫困生四年的助学金总和。而现在，这是他工作一个月——准确说，是18天的收入。

他把工资条折好，放回信封。但那个数字一直在脑海里跳动，像一颗发光的种子，正在心里生根发芽。

趁着午休时间，他去了最近的邮局。

汇款单是浅绿色的，需要填收款人信息。他写得很认真：

收款人：赵向东

地址：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望屏街道十七号

汇款金额：2000元

附言：爸妈，我很好。首月薪酬小汇2000元整，您二老留1000元自用，给哥哥1000元作为结婚红包。

写完，他数出二十张崭新的，还带着油墨香气的一百元钞票，递给柜台时，工作人员看了一眼金额，又看了一眼他年轻的脸，什么也没说，熟练地点钞，盖章，把回执递给他。

回执捏在手里，薄薄的一张纸，却沉甸甸的。

走出邮局，又去楼下的招商银行办理了一张储蓄卡，把父亲来深圳之前给的5000元和薪水剩余的2200元存进去，卡里现在有7200元。

他把卡放进钱包最里层，里面除了卡，还剩850元现金。

850元，在深圳，够吃多少顿饭，他说不清楚。

但他想起哥哥每月600元的工资，母亲每月近900元，父亲每月1000元，再看看自己工资条上4200元的数字，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——有骄傲、有心酸、有责任感，还有一种刚刚萌芽的、关于“可能性”的认知。

知识就是生产力，效益就是人民币。

这句话在1998年8月深圳闷热的晌午，第一次以如此具象的方式击中他。

他站在银行门口，看着街上的车流人流。每个人都行色匆匆，每个人都带着某种目的地在移动。挑担的小贩在叫卖，众多的摩托车在车缝里穿梭。

这座城市不知道疲倦，这座城市在奔跑。

而他，刚刚拿到了第一张参赛资格证。

虽然只是站在起跑线上，虽然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，虽然每一步都可能摔倒——

但他有号码牌了。

他可以跑了。

灼热的阳光洒落在巨大的玻璃幕墙上，把深南大道染成一条刺眼的河流。

煜坤深吸一口气，空气里有汽车尾气的味道，有蒸笼般的热气，有这座年轻城市特有的、混合着汗水和梦想的气味。

他迈开脚步，汇入人流。

走向地王大厦，走向35层的那个工位，走向4200元工资之后的下一个月、下一年、下一个未知但充满可能的未来。

脚步很快，很稳。

像这座城市一样，永不疲倦，永远向前。